宁波学勉中学毕业证样本

寧波學勉中學畢業證樣本、高中成績單、學勉中學的前身是創建於1899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個春秋的景紫書院，書院擇定楓橋急遞鋪（即宋義安縣署故址）作齋舍，東側為朱熹講學處“紫陽精舍”，故定名為“景紫書院”，意在紀念“一代宗師，巍巍紫陽”。陳遹聲為第一任董事長，陳達夫為常務董事，何蒙孫為監董（書院實際負責人）。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明令興辦新式學堂，改“景紫書院”為“景紫學堂”。1907年，因求學者日眾，原有齋舍不敷使用，重建新校舍，更名為“大東鄉學堂”，何蒙孫任校長。辛亥鼎革，改“大東鄉學堂”改“大東公學”，此名一定，以後不論校名如何改動，俗稱一直沿用。1942年成立真正意義上的中學，為不忘忠義祠捐助祠田390余畝的興學之功，定校名為“忠義”，1944年教育部正式行文，準予學校立案，校名為“諸暨縣私立忠義初級中學”，首任校長鄭奠。1945年7月再由楓橋魏家塢的忠義中學改名為“學勉公學”，公學設兩部，一部繼續辦中學，另一部輪訓幹部。1946年，學校正式遷址楓橋鎮開學。

 

學勉其實是為紀念抗日英雄烈士而更名的。學勉，姓朱，原名應瑞賢，化名應啟、楊壽明，筆名葉峰、楊明、秋悲，寧海縣城關鎮耶蘇堂西側應家人。革命烈士。他14歲高小畢業，因父去世，家庭經濟拮據而輟學，在寧海海林及城內同慰春藥店當學徒。1929年到上海中藥店當店員，開始接觸進步書刊，尤其愛讀魯迅作品，並用筆名“秋悲”發表文章。九一八事變後，激於愛國熱情，筆觸所至，直指社會種種黑暗現象。1937年抗戰爆發，朱學勉愛國熱情更加高漲，10月,一心向往革命的應端賢在哥哥應野萍和李守先、王任叔等資助下只身奔赴延安，進陜北公學學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陜北公學畢業後，於1938年2月到西安，派往南京、浙江松陽工作。根據浙東形勢迅速發展的需要，應端賢於１９３８年四五月間到了寧波。不久，又調寧波，任中共鄞縣縣委書記、中共寧波中心縣委組織部長,１９３９年９月，化名楊壽明、肖楊，調任中共余姚中心縣委書記。“皖南事變”後，任中共諸暨縣委書記。為保存黨的力量，解決活動經費，朱學勉建議黨員幹部“職業化”，帶頭在浬浦附近的陳家塢開設豆糕店。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諸暨淪陷，黨的工作重心轉入領導抗日遊擊戰爭。朱學勉遵照上級黨的指示，通過諸北泌湖鄉鄉長、中共黨員何文隆，組建諸北泌湖鄉抗日自衛隊，後又發展為諸北四鄉、八鄉抗日自衛隊，朱學勉兼任一中隊指導員。同年11月底，朱率“八鄉聯隊”去四明山參加浙東第一次反頑自衛戰爭。1943年12月，朱學勉離開諸暨縣委，從事抗日武裝鬥爭，任金蕭支隊第一大隊大隊長，帶領部隊鬥頑敵、肅漢奸、繳槍械，威震諸北諸南。其時，朱學勉經常到辦在楓橋魏家塢的忠義中學，向師生宣傳黨的抗日政策，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深受師生歡迎。1944年1月，隨金蕭支隊去四明山參加第二次反頑自衛戰爭。5月，為粉碎汪偽獨立第四旅的“掃蕩“，１９４４年３月，金肖支隊轉移到諸暨墨城塢南的半山村，此時，駐守在楓橋鎮和阮家埠的汪偽軍獨立第四旅旅長蔡廉親率所部千余人，分頭向沿江進犯。支隊首長命令朱學勉率領的一大隊解決占領廟西的敵人，在打退敵人的第三次沖鋒中，指揮戰鬥的朱學勉不幸胸部中彈犧牲.為追念烈士，金蕭支隊諸暨辦事處於1945年7月將楓橋魏家塢的忠義中學改名為學勉公學，即今學勉中學。 北京大學首任校長何燮侯，普任第四屆校董事會董事長；北京大學著名教授、語言學家鄭奠普提任校校長；歸國留學生趙君方、盧臨先，大學教授壽望鬥、陳崇禮、李浩川、魏裕昌、余任天等曾在校任教。現任教師有物理特級教師魏致遠為代表的不同年齡、不同學科的名優教師群體，語文教研組、物理教研組先後被評為紹興市先進教研組。學校一向嚴謹治學，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確立了教會學生“怎樣做人，怎樣學”的宗旨，提出來“學高兮致用，誌潔兮行芳”的培養目標，制定了“教務求認真，訓導貴切實，事務尚清白”的校訓。經世紀積澱，學勉中學形成了“團結、勤奮、求實、創新”的校風和“愛國愛校、自律自強”的學勉精神。一個世紀以來，已培養出各級畢業生1.6萬余人，他們中有革命烈士汪壽華，中國科學院院士金善寶、吳中倫、毛漢禮，水稻專家楊開渠，果樹專家何榮汾，全國勞動模範梁煥木，計算機專家魏道政，作曲家何占豪，軍事科研一級英雄黃炳華，解放軍總裝備部原副政委葛煥標中將，物理學家阮耀鐘，文藝評論家駱寒超，社會科學家姚伯茂，醫學家魏克明，工藝美術家祝大年，書法家駱恒光等為代表的革命誌士、科技精英和文化名家。